每在朝代更替之际,历史上总留下许多故事,给后人许多谈资:武将金戈铁马于沙场,良臣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;忠贞之士壮烈殉国,懦弱小人屈膝投降;攻城拔寨,杀戮屠城;妻离子散,国破家亡;有人孜孜以求入世,有人则遁世消极避乱;于是,旧时代落幕,新的王朝冉冉升起;在巍峨辉煌的金銮宝殿,新朝皇帝满足的看到大臣们匍匐脚下,帝王豪气干云;接下来论功行赏,有功之臣或封侯或拜相。
胜利者在沾沾自喜中,往往快意间品评前朝得失,来证明本朝得天下的合符天道、顺乎民意。新朝组织翰林学子编纂前朝历史,这已经成为我国封建时期各朝代的一种传统制度。
大清顺治年间开始编纂、康熙年间张廷玉等继续纂修、乾隆年间完成的《明史》,照例对前明王朝的两百多年历史进行记载、评述。当然,《明史》要弘扬明亡清兴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,对前朝政治得失给予了严厉的点评。然而,对于前明最后一个帝王崇祯帝,大清官修的史书却较少批评,较多称赞与惋惜。崇祯皇帝国灭身死的历史悲剧,在位17年之命运多舛,最终结局之悲壮凄烈,仍然震撼着今天许多像我这样的人。
各种史书对于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治国得失已作出了评价。清末李鸿章曾自叹大清已如一堵四处漏风的破墙,而他就是大清最后一位裱糊匠。崇祯皇帝即位时的大明,在经历了万历朝以来的帝王疏于政事、内阁频繁党争、阉党作乱、三大疑案内耗之后,已是日薄西山;而崇祯挽大明王朝于将倒而未倒之间,硬是拉着大明这架大破车在历史年轮中又延续了17年。然而终于功亏一篑,虽抑于天时,也与崇祯帝人谋不足有关。崇祯帝虽殚心治理,却相信内臣甚于外臣,对大臣多有猜疑,缺乏耐心;杀戮、罢黜柱国大臣,自毁护国长城;遇事敢于任事,却过于操急。最关键的是,崇祯皇帝虽成功消灭阉党一族,却仍然没有消灭万历以来屡次爆发的朝内党争。
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说到,明朝以文官制度为支柱,以道德为立国精神。帝国上下各体,各司其职,上下得体,关键在于文官集团的稳定。聪明的皇帝应能利用自身的权威,调和矛盾,奖惩有度,在文官之间不偏不倚,维持整体行政架构平衡,从而保证帝国各项行政事务的有条不紊的运行,不因文官集团内部正常的争执,而发展成为那种非正即邪、非你即我、你死我活的党争运动。崇祯即位之初果断行动消灭了阉党,但随后以复社钱谦益、周钟、陈名夏等为代表的“小东林”,与冯铨、阮大铖等阉党余孽以及温体仁、周延儒等势力之间的新的政治斗争再度重现。崇祯帝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顽疾;在对后金防御和镇压义军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上,例如朝议是否对金议和、暂取守势,而以全力对付农民军,朝议难下决议,帝国一再丧失先机,终至局势无法逆转。崇祯帝虽然厌恶党争,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,利用帝王的超脱权威,维持文官集团各种势力的平衡,所以说他是“人谋”不足。相反,温体仁、周延儒之流奸臣,一再利用皇帝励精图治的雄心,谋取首辅大学生的地位,使军国大事和皇帝本人统统成为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。皇帝终于彻底丧失了对外臣的信任,转而信任太监,又走回了前几任皇帝的老路子上去。因此,清朝统治者客观的评价道:故明并非亡于大清,而是亡于党争也。
此外,崇祯帝也没用解决晚明以来土地兼并严重的局势,国库空虚,而皇家庄园依然在聚敛财富,福王等大地主占据大量良田,普通百姓无生存之地,又面临天灾饥荒,只能造反。在李自成即将打到北京,国库缺乏用作招揽勤王军队的银两,大臣希望皇帝拿出内库银子以资军费,崇祯帝断然拒绝。也许崇祯帝认为内库的钱是自己的,而国库的钱是公家的;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天下都是你皇帝一人的,帝王位子已经是岌岌可危了,而公私此时尚然如此分明。如此看来,崇祯帝并不明智,有点小家子气,缺乏君王的度量气概。缺乏度量,也正是他无法宽容朝臣失败、杀袁崇焕的原因。
然而,崇祯皇帝又是一位悲剧性人物。大明的天下几经传递,到他手里时已经是腐朽不堪;万历、天启昏庸,而无亡天下之近忧;崇祯虽殚精竭虑、勤勤勉勉,终不能逆转命运。崇祯帝虽身死国灭,但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,励精图治,俭朴到穿的衣服也有补丁,完全不同于其他末代君王的昏庸、堕落;据史学家论证,崇祯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。他不近女色,也不像他的祖父有看宦官掷银为戏、他的哥哥天启帝喜欢做木工活等兴趣爱好。他晨起而朝,暮色中仍在批阅奏章,或与重臣商讨镇压义军、防御辽东等军国大事,没有一息闲暇,没有一丝喘息之机,一心只在挽回大明颓势。然而,让他倍感孤独的是,面对日趋恶化的内外局势,满朝文武大臣中却无一人愿为君王分忧。他们在朝则热衷于党争,为一己利益而不顾天下百姓的利益,更不顾大明江山的稳固;归家则歌舞狎妾,聚敛财富于小家,全不思义军已即将打到京城。崇祯越到1644年这个末日之年,越感到深深的孤独与无助;江山将丧于自己之手的羞耻感,促使他决心要以死殉国。
1644年初,李自成突破了黄河防线,平阳陷落,崇祯帝召见阁部九卿科道等官说到:“朕非亡国之君,事事乃亡国之象,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,一朝失之,将何面目见于地下,朕愿督师,以决一战,即身死沙场,亦所不顾,但死不瞑目。”4月初,李自成大军相继攻占大同、宣府,举朝无措,满朝文武还在为是否南迁一事上争辩不已。崇祯帝感到十分失望,他痛斥大臣道:“诸臣平日所言若何?今国家至此,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,而谋乃若此。夫国君死社稷,乃古今之正,朕志已定,勿复多言。”4月10日,皇帝再次愤怒说到:“朕非亡国之君,诸臣尽亡国之臣尔!”到4月21日,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,北京的陷落已在旦夕之间。4月23日,李自成大军前锋策马深入北京西郊,崇祯帝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朝会。步入大厅,登上宝座,回头看了每位大臣一遍,无助、寂寞之感顿生,不禁潸然泪下。诸臣亦相向泣。皇帝绝望的拟定一份诏书,宣布“文臣个个可杀”。4月25日,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,他说道:“诸臣误朕也,国君死社稷,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,一旦弃之,皆为奸臣所误,以至于此”,然后走到煤山自缢。临死前,皇帝叹息曰:“吾待士亦不薄,今日至此,群臣何无一人想从?”咬破手指,血书写下遗言:“朕自登基十七年,逆贼直逼京师。朕凉德藐躬,上干天咎,然皆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,自去冠冕,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,无伤百姓一人。”
《甲申传信录》,记载了崇祯皇帝最后时刻的悲壮情:久之,上顾事急,将出宫,分遣太子二王出匿。进酒,酌数杯,语周皇后曰:“大事?去矣!尔宜死!”袁妃遽起去,上拔剑追之,曰:“尔也宜死!”刃及肩,未扑,再刃,扑焉,目尚未瞑。皇后急返坤宁宫,自缢。时已二鼓。上巡寿宁宫,长公主年甫十五,上目怒之,曰:“胡为生我家?”欲刃之,手不能举,良久,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,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。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,并宜自缢。上提剑至坤宁宫,见皇后已绝,呼曰:“死的好!”……上怆惧还宫,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,至巾帽局,自缢。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,龙驭上宾。
悲哉!
李自成听说崇祯帝自缢后,受到很大震动,良久叹息道:“我来与汝共享江山,如何寻此短见?”
崇祯帝自缢后大臣们的具体表现也证明了他的责难并非过分。在皇帝死后数天内,40多位官员如倪元璐、范景文等自杀,然而包括大学生魏藻德、崇祯朝最后一期科举状元周钟、探花陈名夏等在内的162名高级官员都投降李自成,幻想在大顺政权下赢得一官半职,继续维持原来的奢侈生活和高官厚禄地位。明朝也罢,顺朝也罢,官照做、钱照收,这就是当时多数官员的德性!令人讽刺的是,当初大顺军迫近、情况紧急时,崇祯皇帝主动拿出内库银,并要求各官员献款筹募军费,魏藻德等大臣都以家无余资为理由拒绝。而在投降大顺之后,刘宗敏开始拷打各品官员筹款,崇祯曾经的首辅大学生魏藻德一个人就交纳黄金1.3万两,据闻总共搜刮白银达7000万两之多!大清入关入主北京后,钱谦益这批人又再次投靠在多尔衮的脚下。文人骨气若此,不知东林前辈地下作何感想?
如不以成败论英雄,则崇祯帝最后自缢万岁山的凄惨结局,以身殉国,壮怀激烈,惊天动地。中国历史上多少陈后主之类的亡国之君,而像崇祯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方式,结束自己生命,以身殉国,则为罕见,也因此刺痛了许多故明的普通臣民。诸多的下层臣子和乡绅为此而自杀,以报皇恩。崇祯的故事让今天的我们读来,犹然觉得震撼,为其结局而扼腕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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